摘要：多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令人瞩目，温州已成为我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日前，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投资组成的民间资本研究联合课题组刚发布一份《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援引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1)》称，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民间资本已经十分雄厚，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200亿元、2200亿元，“点名”温州。

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以前，骆驼从来不知道一根草会给它带来致命的灾难。

温州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变成了捅破表面繁荣的最后一根稻草，疯狂的民间借贷随即被聚焦。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还会出现这样的民间借贷乱象呢？

长期以来，被妖魔化的民间借贷在这个尴尬的年代，扮演着诡异的融资角色：一方面，它确实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相当给力的草根支持；另一方面，它也因高利率而受到多方质疑。特别是近期有关民间借贷隐患集中爆发后，对于其定位更是众说纷纭。

温州民间资本遭遇困局。困局的背后，引出的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民间资本出路何在？

投资渠道被梗阻

多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令人瞩目，温州已成为我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日前，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投资组成的民间资本研究联合课题组刚发布一份《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援引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1)》称，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民间资本已经十分雄厚，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200亿元、2200亿元，“点名”温州。

温州民间资本数额究竟几何？说6000亿者有之，8000亿者亦有之。“巨额”的温州民间资本，过去十年，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攻城略地”，一时间“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炒字画团”、“炒金团”一拨接一拨出笼，被人们冠以各种“炒”团的名号。

具有标杆意义的“温州炒房团”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过去十年，温州民间资本最热衷的投资便是房产。

温州人炒房，最初是从自家门口开始的。1998年到2001年间，房产投资的盛行，使当地房地产价格快速递增，市区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2001年，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砸向上海楼市。同时，另一支购房团前往杭州。随后几年，上千亿元的温州资本投向各地房地产，甚至境外。在这其中，炒房团显露出了“短、平、快”的投资心态，力求赚快钱，快赚钱。而据统计，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房地产成为很多企业不可不进入、不得不进入的产业。

对于外界多有诟病的“炒”团名号，温州中小企业促进发展会会长周德文却认为这些都是逐利的资本再正常不过的投资行为，但他也承认这样的流动投资的确存在盲目性，风险巨大。

风险在2009年集中爆发：温州民间资本在迪拜楼市被套牢50多亿元，损失10亿元；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损失80亿元；山西煤改，损失近250亿元；股指暴跌，让“入市”的温州民间资本损失惨重。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与深入，使巨量流向国内房市的温州资本再次遭遇当头棒喝。

投资渠道被梗阻，曾经热闹的民间资本似乎进入了蛰伏期。

海量资金困在“螺蛳壳”

看似平静的水面，却暗流涌动。

尽管投资渠道被收窄，可习惯了“钱生钱”的温州民间资本不会停止躁动。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说：“通货膨胀逼使每一个手中握有资金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不思考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恨不得人人都成为投资家。这些年，存钱到银行，利率跑不赢CPI；于是存款大搬家，取出存款买理财；想炒股害怕被套牢，想买房赶上了限购；从‘全民炒房’到‘全民放贷’，再到‘全民PE’，这些提法都折射出民间资本的从众与无奈。”

在黄震看来，凡事出现“全民”即是极端，必生弊端。

温州民间资本非常丰裕，它不可能躺在银行里睡觉。这些民间资本，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窜。

“现在很多温州老板一见面就问最近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投资。”温州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说，这些老板大都握有数千万元乃至更多，他们急着为这些资金找到出路。

类似的迷茫，还历历在目：去年5月15日，20个投资项目在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做现场融资路演。火爆呀！两个路演大厅里都挤满了人，就连过道上也站满了投资者，除了专业的投资机构代表外，这些参会者更像是一些小企业主。主办方说，这么多人都是急着找新的投资渠道，可他们对股权投资并不熟悉。

从制造业中赚取第一桶金的温州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热衷于投资实业呢？采访中，专家学者企业家均表示，现在做实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利润非常低，远没有房地产、民间借贷的回报率高。

那么，哪里可以让这些逐利的民间资本大展拳脚？周德文坦言，其实很多领域民营经济是进不去的，民间资本出路有限。

“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资产价格的炒作，首先就是因为市场部分领域限制进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此前表示。

的确，能向民间资本开放的空间还太少。2002年前，温州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曾筹资3.7亿元建设东庄、临江、永强等地的垃圾发电厂。“当年决定做垃圾发电的时候，我们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伟明环保负责人感慨，因为政策没有很明朗的支持，温州民资的这些大胆举动是在试探中艰难地前行。以“第一个吃螃蟹”闻名的民企均瑶集团2003年收购三峡机场一案也是历经了诸多波折。2009年以来的山西煤改，温州煤老板无奈退出，就引发了是否“国进民退”的全国大讨论。

海量的民间资本被困在“螺蛳壳”里。

“玻璃门”前踟蹰难进

事实上，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法规，但是，现实还是将这些民资挡在了“玻璃门”之外。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出台。

“新36条”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入到军工、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领域，让彷徨的温州民间资本看到了希望。

记者了解到，一年半过去了，为贯彻“新36条”，我市也曾提出要拿出一些项目和土地、列出一批国有企业、推出一批服务事项等吸引民间资本，但目前仍未见成效。

民间资本何以在“玻璃门”前翘首盼望又踟蹰不前？采访中，我市不少民营企业家直言不讳：不敢进，民企没有实力和“巨无霸”一争高下；不愿进，不愿当没有话语权的“小媳妇”；进不去，大部分垄断行业已经把市场瓜分完毕，门槛太高。

“三个不”，成了民间资本投资困局的实际障碍。

于是，受困的民间资本争相涌入隐蔽又不受监管的民间借贷市场。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一边是大量的温州民间资本无处可去面临“出路难”；一边是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融资难。

干柴烈火，一点就燃。

“温州地区的借贷现象，应该说是全国民间金融的一个缩影，体现了现阶段民间金融的代表性问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赵守国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环境上来讲，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国进民退”，优势资源和资金均向国企倾斜，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生存和经营则愈发变得艰难。如何扶持和合理规范民间金融，如今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应注意的问题。

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的温州市委党校专家诸葛隽也表示：“民间金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我们迫切需要培育民间金融资本和民间金融机构，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