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榆林下属的两个全国百强县神木与府谷人口合计71万，但据保守估计，其中神木县资产过亿元的富豪可达2000人，府谷县亦与此水平相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号称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被发现并大规模开发，2010年神木已成全国排名第44位的百强县，府谷排名第91位。榆林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

 

　　不过在笔者看来，被称作中国版科威特并非什么好话。这多少带有点赤裸裸的羡慕和嫉妒，就像靠资源发家的人总被我们称作暴发户一样，这些年的矿产出口政策也喂出了很多“暴发政府”，其中鄂尔多斯和榆林自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者。

 

　　不过榆林由于地区、历史环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它比鄂尔多斯更有研究价值。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榆林就是我们当代中国的缩影，因此研究榆林现象，分析榆林给我们的启示就显得很有价值。

 

　　首先，榆林的贫富差距极大是与我们当前国情极为接近的。与7000人的亿万富豪相比，2010年榆林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113元。这种巨大的反差发生在一个地区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有巨大研究价值的。我们之前在探讨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研究解决对策时都会把地区的巨大差距摆在首位来看待，认为地区差异是造就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忽略了整体性。也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总是把地区经济的发展摆在第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放在末位，事实看来此举并不妥当。特别榆林的“小国寡民”状态尚可形成巨大的贫富悬殊足以证明，贫富差距第一是政策原因、第二是个人原因、第三才是地区原因。

 

　　其次，榆林的社会消费状况与我们当前国情也很类似。与国内富豪海外掷金相比，榆林的富豪也在北京、上海大肆消费，其资金流出比大体接近。同时社会总资产的增加速度也与我国总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体相当。而榆林居民的消费结构更是与全国平均情况大抵一致。

 

　　在以上两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探讨榆林现象是对“先富带动后富”基本指导政策的现实否定问题。一直以来，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对该指导思想颇有微词，从人性和社会学角度上认为其空而难实。笔者认为，榆林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个案研究的机会。

 

　　我们看到，一方面，榆林普通群众收入并未随整体资产的增加同步提高。2010年榆林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7545元和5113元，是2000年的4.8倍。从数据表面上看，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快速提升，但是这其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口本身就不多的情况下还平地崛起了7000个亿万富豪在里面的贡献作用。同时我们要考虑国家整体的发展情况，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换言之，榆林在造就了远超国内平均人口比例的亿万富豪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却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对比一下GDP，2000年榆林市生产总值为105亿元，2010年全市生产总值预计将达1600亿元，是2000年的15.2倍。相比15.2倍的增长额度，综合一下全国10年间物价涨幅近一倍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说4.8倍的收入增长是少了点。

 

　　另一方面，社会总资产快速增长带来的通胀让普通民众实际生活质量在下降。如同全中国的炒房热潮一样，榆林的房价从2005年至今，六年涨了10倍。个别小区甚至出现每个月以1000元/平方米的速度增长，连涨了三个月的“榆林现象”，但从房价与居民收入对比而言，榆林民众的生活压力甚至超过了北京。而等待榆林的通胀压力还不仅这些，试想那么多的总资产砸在了一个一半风沙草滩、一般黄土丘壑的可用土地匮乏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而榆林目前个别地区征地费用已经达到了人均100万的补偿标准。土地贵了，土地产出的东西自然也就贵了，恐怕不出几年时间，中国出现的通胀现象就会在榆林身上叠加出现。

 

　因此，通过榆林我们发现，设想的“先富带动后富”不但并未出现，反而“先富致使后穷”倒冒出来了，并以此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毕竟，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一部分人凭什么拿国家的、全民的资源实现个人的暴富呢?这从理论和法律根本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我们通过对榆林的观察可以发现，在整个社会资产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受益的人群无非只有三种人：一是矿产资源承包开采者、二是手握资源开采审批权和城市规划权的部分官员、三是侥幸因为征地而富裕起来的个别群众，这倒与我国的现状又很接近。可以说，这三种人都是少数人群，如何使他们的财富完成向大众的转移或使其让利就成为了改革的重点。

 

　　综上，榆林现象是中国的缩影，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是在榆林这一小小的地区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这倒未必是坏事，笔者认为可以顺机把榆林作为政策试点，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试验场。之前笔者曾有幸帮党校同学为榆林下属的神木县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规划提过意见，其中提到一切发展的着眼点和目的都应当以促进全民富裕为根本，而不是以帮助少数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为目标。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也就让经济发展失去了群众参与的热情，因此必须合理划分富豪与群众的利益分配比例。而从规范富豪与普通群众的利益分配的时机来说，榆林的发展状况正当其时，中国也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