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和资本发布的《2012年山西民间金融生态调研简报》显示：受温州和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风险爆发的影响，山西民间融资的避险意识明显提高，借贷呈现出三种规范方式：一是采用正式合同和借据的占比达到86.96%；二是采用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的占比接近50%；三是民间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金额、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均做出明确的约定。
文/来源：宁广靖 袁诚
金融风波下，受伤最深的不是房地产和实体企业，而是长期积累的社会信用体系。新金融记者通过对山西、北京、温州、鄂尔多斯、广东、四川、安徽等地民间借贷从业者采访发现，忌惮于借贷关系中的潜在风险加大，民间资金持有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惧贷’情绪，部分地区近一半民间放贷人选择了转行或离场观望，整个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萎缩状态。在回答记者‘信用体系恢复预计需要多长时间’的提问时，八成受访者的答案是‘至少十年’。
不久前，一位四川民间借贷中介找到新金融记者，称有一位银主手上有8亿资金，以年回报率10%为条件，想找银行做直存款。据该中介介绍，这位银主此前是位民间放贷人，担心继续做下去会出现大面积坏账，所以选择收手离场。“最近找我们搭桥做银行直存款的银主不少，以前都是做民间借贷的，现在风险大，不敢做了。”
不光是四川，记者在对民间借贷活跃地区的多位放贷人采访时发现，民间“惜贷”已成为业内普遍现象。鄂尔多斯受访者表示，除非是“熟人业务”，否则兴趣不大；广州及北京受访者估算，行业内有1/3左右的放贷人选择转行或观望；在温州，有约五成的民间放贷人“蒸发”；安徽芜湖的放贷人更是直言，现在不管出多少钱，都没人敢做了。
温州5成放贷人“冬眠”
左梅是北京民间借贷圈的资深放贷人。这个举止得体的女人经营着一家注资5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和一家注资3.6亿元的担保公司，与此同时，她还私下做一些放贷业务。她告诉记者，在她熟悉的圈子里，至少有1/3的同行都减少业务量或干脆停止。
这个比例同样适用于广州民间借贷市场。广州某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广州民间借贷业务中有三分之一是过桥贷款，现在这部分没有了。“目前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民间惜贷现象严重，大家怕钱放出去收不回来。”
山西的情况也不乐观。根据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2012年3月对山西省民间融资状况的专项调查，截至2012年3月，山西省企业参与民间融资余额约为180.39亿元，较2011年9月下降了约60亿元。这些民间资金主要活跃于吕梁、忻州和临汾，约占民间融资总量的60%。借贷期限多数在1年以内，其中，期限为1-6个月、6-12个月的占比分别为37.08%和41.57%。
“吕梁有很多煤焦企业，现在行业不景气，价格下跌，实体出现崩盘，整个民间借贷受到影响，信誉度严重缺失。以前打一个电话就能借到几百万，现在借50万都需要各类手续，还不一定能借到。以前有信用贷款的，现在都要抵押了。”一山西吕梁的民间放贷人说。
温州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估计目前从事民间借贷的人较之前少了一半。“自从去年信用危机爆发后，温州惜贷情绪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与去年相比，今年民间借贷规模至少萎缩了400亿元资金，而且呈现继续萎缩的趋势。”据周德文介绍，目前在温州，很多从事民间借贷的担保投资公司基本上都停掉了。
鄂尔多斯的情况大致相同。民间放贷人陈强表示，鄂尔多斯的房地产拖垮了民间借贷。“现在除了经济损失外，更严重的是人们的信心被破坏，原有的民间信用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以前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只需要打一张白条就可以借到上百万元，而现在借几万元钱都有困难。记者询问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及投资公司，对方均表示目前已经暂停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
鄂尔多斯(600295)小额贷款公司资金链呈现网状结构，通过融资与放贷的捆绑，资金关联的强度不断增大，最终使因资金链而联系起来的各方牢牢联结为一个整体。
陈强告诉记者，目前鄂尔多斯民间放贷人大都持观望的态度，即使有继续做业务的，也不敢像之前那样放大额贷款。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继续从事民间放贷业务的放贷人都在调整放贷额度。左梅告诉记者，现在单笔放贷额下降了，以前不设上限，几千万的单子放出去很平常，现在大都是500万左右的单子。鄂尔多斯的一位放贷人则表示，上千万的业务无论开出多少利息都不谈。
除了降低放贷额度，各地民间放贷人对客户的审核标准也越来越严格。高和资本发布的《2012年山西民间金融生态调研简报》显示：受温州和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风险爆发的影响，山西民间融资的避险意识明显提高，借贷呈现出三种规范方式：一是采用正式合同和借据的占比达到86.96%；二是采用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的占比接近50%；三是民间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金额、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均做出明确的约定。山西放贷人告诉记者，以前对抵押物不是很充足，但经营还可以的企业，他们也会放款。但现在他们则要求客户抵押物充足并且经营良好，这二者是成功贷款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鄂尔多斯一家小贷公司员工告诉记者，一般房屋抵押是贷款的硬指标。他们做业务时，更钟情于价值百万的房产，这些房产容易变现。而对于抵押价值几千万的房产的客户，他们反而不敢要。“如果你想贷款30万，你起码要有价值80万的房产作为抵押。”该员工同时表示，他们对于贷款企业的类型也会有所筛选，“我们现在一般是贷给有厂房等固定资产的实体企业，不大愿意借给房地产商，以前投资房地产的，去年出现了很大风险。”
祸起房地产
记者采访发现，信用危机在各地的引爆点不同。在鄂尔多斯和山西，民间资金大都被套牢在政策敏感行业，比如房地产或煤炭；而在温州和芜湖，民间借贷大多被不景气的实体企业所拖累。倒闭的企业和跑路的老板在长期稳固的信用体系上撕开了裂口。当越来越多的债权人深陷其中的时候，曾经活跃的民间借贷则有了沉默的理由。
不得不承认，曾经的暴利行业(房地产和煤炭)让民间放贷人着实地摔了一大跤，而鄂尔多斯正是这一案例的绝好样本。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厄运是从去年央行3次加息，6次上调准备金率开始的。金融大环境的收紧让鄂尔多斯中小开发商资金链紧绷，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据高和资本估算，到后期，鄂尔多斯民间资本占房地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6.6%上升至60%。民间借贷偿还的资金来源又高度依靠销售回款。按揭贷款收紧后，即使房子卖出去也拿不到销售回款。这使得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越绷越紧。“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房地产领域，房子盖起来，想卖给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手里却没钱了，因为都投给地产商变成钢筋水泥了。所以房地产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都僵在那儿了。”中富地产民间借贷案件代理律师曾对记者如是总结鄂尔多斯房市与钱市的怪象。
事实上，在鄂尔多斯，很多民间借贷是通过小贷公司完成的。记者曾多次前往鄂尔多斯采访地产商集资案件，地产商的债权人名单里，不乏小贷公司的身影。高和资本对鄂尔多斯小贷公司的描述为：网状资金链是小额贷款公司相互之间以及与银行、个人、企业相互之间提供资金运行的主要形式。鄂尔多斯小额贷款公司资金链呈现网状结构，通过融资与放贷的捆绑，资金关联的强度不断增大，最终使因资金链而联系起来的各方牢牢联结为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体系使小贷公司行业信用体系最先受到信用危机的冲击。
其实，受到房地产拖累的不只是鄂尔多斯。业内人士认为，看似因为“企业倒闭潮”、“跑路潮”致使信用崩塌的温州实则也是受累于房地产。“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的民营企业主大都参与房地产投资。”温州一位民间放贷人直言，在过去的几年间，很多企业家通过投资房产、土地和项目开发等形式参与到房地产市场中。
高和资本发布的《2012年温州民间资本生态调研简报》也验证了这一逻辑：企业主利用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购买土地，再将银行贷款注入。2011年银根收紧后银行只收不贷，只得靠民间高利贷维持，而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调控下成交量和价格双降，资金无法及时回笼。于是资金链断裂，作为融资平台的实体企业、民间资金及背后的担保人无一幸免。投资房地产赚钱优于实体经济，信贷规模放大又急剧收紧，无疑是导致本次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诱因。
“一般民间借贷通常是借给亲戚朋友或通过朋友介绍把钱借出去，彼此有一层相互信任的关系。人们把钱投资房地产或放在某个企业，当借款企业无法按时兑现承诺时，借款人会要求提前还款。借款人一旦无法偿还，就损害了彼此间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事情多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将面临崩塌。在温州，现在除非是非常熟悉的人的小额借款，不然没人再往外借钱了。”前述温州放贷人说。
高和资本认为，民间资金供给量的减少势必拉升资金的价格。数据显示：2012年3月企业民间融资年平均利率为15.13%，高于2011年9月的12.2%。借贷利率水平总体上呈现信用融资利率高、抵押担保利率低；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低的特征。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地区民间借贷利息确实有所上升，但也有不少地区资金价格不升反降。一温州放贷人告诉记者，以前大多数是五六分月息借给别人，现在两三分借的多。“今年短期的三分左右，长期的很少高于两分。”山西放贷人则表示，目前民间放贷人更加理性了。“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民间借贷都有降低利率的想法，以前月息四五分比较普遍，现在打算调低到两三分，这样企业比较容易接受。”
调低资金价格也是无奈之举。据受访者介绍，民间放贷人不敢冒险做房地产等大收益、大风险的项目，他们只能做一些借款额度不大且风险可控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无法承受过高的融资成本，调低资金价格是为了迎合新的市场。资质好的小企业成为众多民间放贷人的争夺之地，竞争也凸现出来。左梅告诉记者，现在客户需求量越来越少了。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想放贷的人多了，借钱的人少了’。现在有很多人委托我们帮助他们理财，但苦于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以往，外地业务占放贷业务总体的很大比重，今年外地业务明显少了很多，到现在只做了5笔。”左梅说。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林告诉记者，目前符合民间借贷放款条件的企业少了。“这与国家经济下行有关系，钢贸和地产是敏感行业，这两个行业以前占很大比重，企业跑路带来许多风险，现在基本上不贷了。民间放贷人对地产产业链上为地产商做配套的企业也比较谨慎了。”据了解，目前民间借贷机构除了要求贷款企业有抵押物外，更加关注企业的还款来源。“尽职调查后，放贷机构5个风控成员全票通过才行。”杨林说。
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表示民间借贷的萧条预计会持续数年。“实体企业可能有三五年就能恢复，但信用体系是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一旦被破坏，或许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修复重建。”一芜湖放贷人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考虑将用于放贷的资金投向其他途径。
实体或者银行
当民间借贷不再符合人们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期待时，继续恋战不如重新选择：有人退回到实体企业；有人抽回资金存入银行；还有人干脆远赴国外收购项目。
山西放贷人张某经营着一家投资管理公司，以此为掩护，平日里做着放贷生意。但目前的形势让他感到沮丧，放出去的几个单子出了风险，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准备去投资小型民营医院。”张某说。他身边的一位朋友则看好体检行业，正计划出资2000万购入一批设备，开设一个体检中心。据介绍，目前山西民间借贷从业者正逐渐分流，一部分持观望态度，另一部分则转行到其他领域，投入实体经济的占多数。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或是明智之选。“我们没有转行，但做了多手准备，我们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一个终端支付公司；同时拓展海外收购业务。”左梅告诉记者，公司在欧洲有地产业务，打算择机抛售。尽管国内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但有迹象表明，境外房地产对国内资本吸引力增大。《2012年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研究总报告》显示，在目前股市和楼市双双不景气的情况下，国内实体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物价上涨加大了通胀预期，迫使民间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而境外房地产价格在世界金融危机后陷于低谷，极大地吸引了民间投资流向境外房地产。
“温州大约有20%的民间资本逐渐转移到了国外，主要用于矿业投资和地产投资。”周德文说。与此同时，以往民间借贷市场火爆的时候，不少实体企业的老板经不住诱惑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厂子无心打理，而今民间借贷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批企业主开始回归旧业，继续经营老本行维持生计。但据周德文观察，这类重操旧业的放贷者不会太多，由于习惯了民间借贷每年30%的高回报率，很多放贷人很可能根本看不上其他行业(一般年回报率到10%就不错了)。很多保守一点的放贷人则将资金存入了银行。
鄂尔多斯(600295)也是这种情况。《2012年鄂尔多斯民间资本生态调研简报》显示：民间惜贷心理明显加重，当地人纷纷把钱存入银行。鄂尔多斯今年的储蓄存款上升至120亿元，创历史新高。民间借贷“停滞”后，紧跟的便是收入增速降低和消费增速降低。2011年鄂尔多斯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298.6亿元，同比增长仅为30.2%，而2008年、2009年、2010年的增幅分别为74.6%、79.5%和87.1%，增幅比以往3年平均速度下降了一半多。
采访中，温州一位民间放贷者的转型颇为特别。“以前我直接放贷给别人，现在我只做中间人，给需要钱的公司介绍融资，如果连线成功，我收取所融资金的1%到3%作为回报。”这位放贷人向新金融记者诉苦，去年在温州市场放贷的2000万元不幸打了水漂，损失惨重，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行业转型。凭借长期混迹借贷圈积淀下来的借贷资源，他以一种独特方式“坚守阵地”，做起民间借贷中间人的生意。据称，他目前做过最大的一笔单子为4亿元，其中3亿元来自一家新加坡公司的中国分公司，剩下1亿元由朋友凑齐。这种中间人类似于一个融资中介，对接借贷双方的资金诉求。但一笔上亿元的资金往往需要寻找多个资金出借方，这种集资方式为单个项目提供融资，一旦项目出了问题，整条资金链就会受损，背后隐含巨大风险。
洗牌加剧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认为，民间借贷放缓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过去几年民间借贷模巨大、横冲乱撞并非好事。但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银行体制的弊端不解决，民间借贷还将始终存在。
业内人士表示，民间“惜贷”现象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但恢复信心需要时间。就目前民间借贷市场格局看，在整体萎缩的当口，行业洗牌加速，放贷人各寻出路。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市场的萎缩将相应减少利息过高的现象，借贷纠纷减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随着惜贷加剧，民间借贷风险也是降低的。做的少了，纠纷肯定也会少。”财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浙江大学金融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金雪军认为，民间借贷本身就是和经济不发达相对应的产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的比重肯定不断降低。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
周德文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民间借贷是一种经济润滑剂，一旦放缓或停滞，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都是不利的。“民间借贷萎缩直接导致企业贷款，尤其是过桥贷款不易获得，风险加大并蔓延至金融机构。”
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民间借贷游走于灰色地带，这种存在了四千多年的借贷方式为急需资金的个人或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但民间借贷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体现在高利贷和资金安全上。
“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融资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慢性自杀。”周德文表示，但并不能就此否定自古以来民间借贷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它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为规范与管理民间借贷，国内外均有探索，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地均有相关法律条文，并设置准入门槛和利率上限，统一放贷规则。据周德文透露，目前浙江已经起草民间借贷管理条例的草案，有望明年出台。此前温州金改则开设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图引导民间资本浮出水面。随后，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的考察团奔赴温州考察，“温州模式”逐渐推广至全国。
最新的消息是，今年年底，长沙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将成立。参与筹建工作的杨林认为，民间借贷管理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对违法借贷行为进行打击肃清，也要提升民间借贷的“品质”，引入专业人士把控风险。
高和资本则建议，首先应对现有民间资本进一步松绑，加大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力度，尤其是对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不要过多限制；其次，用现代金融投资手段取代原始的民间借贷。以血缘关系、亲友关系为纽带的民间借贷，一旦发展为陌生人之间的融投资关系，朴素的信用体系就显得很薄弱。现代社会要用现代的金融服务平台，如信托、基金、小银行等来为民间资本服务。
“与其纠结于民间借贷，不如鼓励民间投资，让民间的资金以投资的形式呈现，比如扩大投资基金，拓宽投资通道等。”金雪军表示，应该进一步盘活金融机构，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增加机构数量。同时通过加快产品创新，组建各种金融交易市场，让民间资金有更多的投资渠道，以便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把资金搞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