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1 年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一年，面对的问题也日趋复杂。我觉得有三句话概括比较合适，第一，整个经济目前来看是振荡下行的态势，其实也进入了一个危险期；第二，整个社会矛盾也不断地在蓄积，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悲观的。第三，我看还没有到死结这一步。

    2011 经济结构转型之年，经济面临通胀紧缩和美债欧债金融危机影响，转型步伐更为艰难。
　　
    实体经济萎靡不振，从紧金融政策又导致现金流枯竭的局面。房市股市都呈现出凶险的趋势，经济增速放缓，即将迎接2012 年的中国又会怎样？能否在国际经济二次衰退大背景下独善其身？结构转型的关键点在哪里？倒逼式改革又能否有所突破？这些疑问都有待解答。
 
　 《民商》对话高和资本金融分析师李慧忠，总结整理了2011 年中国经济的热点，并前瞻2012 年大势走向。
 
　 调控方向已发生逆转
 
　 《民商》：您如何概括2011 年的中国经济？
 
　　李慧忠：2011 年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一年，面对的问题也日趋复杂。我觉得有三句话概括比较合适，第一，整个经济目前来看是振荡下行的态势，其实也进入了一个危险期；第二，整个社会矛盾也不断地在蓄积，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悲观的。第三，我看还没有到死结这一步。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恶化速度远快于我们的想象，仅仅一年半的时间GDP 增速已从11.9% 降至9.4%。如果继续保持前期紧缩的货币政策，相信四季度末的数据很可能破九，明年年底可能破八。
 
　　可喜的是当前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已经发生逆转，存准率下调0.5%。一方面是为了对冲外逃的流动性以保证银行有钱可贷，另一方面也表明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向发生逆转，即分阶段、有步骤地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未来将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民商》：这种适度宽松是一种微调还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呢？
 
　　李慧忠：我们现在宽松的说法还是“微调”，但是实际上整个货币已经开始向市场积累了，从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M1、M2没有显现出来，但是M0 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了。
 
　　从十一月份的央行数据来看的话，M0 是11.88，M0 是增加的，已经发生了扭转；M1 十一月份的数据是7.28， 还没有显现出来，但M0 已经显现出来了。货币政策根本上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逆转，以前我们是更多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来看我们整个汇率还是稳健的，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中，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松动。
 
　　我认为到明年上半年之前，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今年年底是一个大的关口，明年一季度末是一个关口，十八大以后又是一个大的选择。因为货币政策有一个持续效应，现在放的话也需要到五月份之后才可能在市场上显现出效果。而现在到明年一季度应该是最艰难的，因为有一个年底回款的压力，而且“安全带”基本快到期了。
 
　　《民商》：2011 年全年流动性都是偏紧的。您认为当前市场上流动性枯竭的程度与2008 年相比如何？财政货币政策又该如何应对？
 
　　李慧忠：我感觉2008 年还没有到这么紧张的程度，因为当时市场还有流动性。整个经济来看的话，当时我们更多的是踩了一个刹车，但是还是有油的，而现在从宏观经济来看，不是踩刹车的问题，是没有油了。从整个出口和经济趋势来看一直往下走，没有比现在更冷的时候了。
 
　　所以现在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已是救急。但是需清晰的看到，适度宽松的对象绝不是商品房市场，而是保障房市场和解决微利企业融资难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下滑对国内经济增速向下拉力的增加，不排除货币政策再一次大规模放水的可能。当然，政府在放水之前应该完成政策的“效果模拟”和“闭路思维”，但哪里才是货币的蓄水池？这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就财政政策而言，当经济下滑到一定程度时，它依然是政府手中的一件利器。当前政府并不缺钱，2011 年预定赤字是0.9 万亿元，而现在政府账户上就有1.33万亿元盈余。明年放出3-4 万亿毫无困难。但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继续这样玩？上一次4 万亿中90% 以上的钱流向国企，再通过其他渠道流向了房地产业。而市场中真正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因缺钱窒息而死。而这一次政策的天平很可能倾向保障房和中小企业。
 
　　《民商》：货币向保障房和中小企业倾斜，从2011 年已经出现端倪。那么2011年的政策效果如何？
 
　　李慧忠：保障房2011 年一千万套真正建成的不多，更多的是开工，更多的是集中明年，所以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暂时还未能体现出来。
 
　　而前期的保障房资金缺乏是个问题。现在来看如果明年经济整个跌得比较惨的话，保障房投资拉动会是比较大的一块。现在政府手里这么多资金，用官方的说法，整个资金也就两个去处：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小型微利企业。
 
　　小型微利企业好多都是民企，政府把钱给他们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之前政府一直以来的观念是“肉烂在锅里”的思想，我们的钱包括按揭信贷基本还是给国有企业多一些，给国有企业75% 以上，给民营企业的非常少，现在来看的话明年也很难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更多资金流向还是国企，国企的话可能保障房多一点，小型微利企业还是会少一点。
 
　　增量改革的尽头
 
　　《民商》：2011 年对商品房市场的政策打压已经非常明显，从限购令到一系列货币政策。从目前看调控效果怎么样？
 
　　李慧忠：关于限购令，我们前段时间也开了一次会，从大概率来看的话肯定是限购的，因为北京已经明确表态明年必须限购，而且中央要求各地建委明年还是继续限购，但是执行层面可能不会那么严格。但今年的限购政策效果已经明显，对于中小型开发商来说处境更惨。大开发商经过了2009 年的一个大的暴利区间，限购令以前盈利都非常得好，有一个压力的累积，相对处境稍好。
 
　　但从十月份以来，房地产限购使整个行业都面临一个同样问题。
 
　　尤其以上海为例，现在上海万科大幅降价，小的开发商并没有跟进。没有跟进的很重要原因是品牌开发商一定要持有20% 市场才可以认证。如果小的开发商则可能需要得到更多才可能消耗库存。中小开发商现在更多的是已经到期了，在和银行想办法，价格这一块特别明显。
 
　　从统计数据来看的话，2011年10 月份大中城市整个的平均价格降幅是0.2，十一月份的统计数据是1.8。房地产下行趋势明显。很多机构预测房地产会下跌15%—20%，也有个别预测30% 的，现在来看30% 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有两点原因，第一点货币政策已经发生逆转；从政府政策来看已经不像前期那么严厉了，利率以前是1.1，现在回归正常了是1.05，利率已经下调了。
 
　　我认为15% 是一个比较可能的数据，跌幅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大，但是下跌的通道已经基本打开。也有人担心随着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会否引起房市反弹，我认为反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房地产行业回归合理利润的过程，暴利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的不正常利润空间已经回归正常了。一般来说，正常的楼市应该是CPI 和GDP 之间的涨幅，高于CPI 但是最好不要高于GDP。介于4%—5% 之间，这样的涨幅是比较正常的涨幅，而现在的涨幅一年是百分之十几，这样的数字明显偏高。如果今年折叠一下房市的数据，差不多也就在这个区间了。
 
　　《民商》：房地产短期调控趋势不变，也影响到整个经济走势。中国长期靠房地产、高铁等大型投资拉动经济。如2008 年的4 万亿就主要流向了高铁、房地产等领域。但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在2011 年皆面临巨大挑战，7-23 特大动车事故使得高铁投资遭冷，房地产领域也因巨大风险发生变化。国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可持续空间吗？
 
　　李慧忠：中国经济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大的思路所决定的。其实我们以前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增加新的利益，也就是增量改革。但是现在改革面临的问题是，能改的基本都改了，而旧的利益依然无法撼动。以前我们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改革抗性很大？尤其邓小平去世以后，现在真正有能力有魄力改革的人比较少。如今这种增量改革，我们不断地增加利益，增加一块蛋糕给大家分，但是分完也就完了，既得利益永远无法撼动。
 
　　比如当前大家对房产税的讨论较多，其中一个焦点是征税对象是存量房还是增量房？普遍认为房产税是下一届政府的主打牌，也是限购令最可能的替代者。多数的观点认为房产税只征收增量房，不增收存量房，以避免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冲击。无论如何，通过税收的经济手段来取代限购的行政手段是一种进步。
 
　　今天我们跳出楼市看改革，具体说的是“增量改革思维”，即不损害原有利益格局，同时又创造出新的利益触点。但小修小补终归是在缝隙中找空间，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地方我们都改了。如果再改，就有可能会触及国之根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继续笃信“政治平衡术”？
 
　　《民商》：这是否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长期面临艰难生存环境的原因？尤其今年本身民营企业受到空前冲击。
 
　　李慧忠：就拿我们的资金匹配来看，整个金融的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所有商业银行从百姓那里低息拿到钱，再贷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一直是这样的模式。但是资金的匹配决定整个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源于民企，真正活跃的是民企这一块，而民企死掉得太多了，就剩下炒房。炒房的结果是丧失经济活力，质量一直在往下走，数量一直往上走。
 
　　经济的根本活力源于民营企业。而民企的生存环境如今却极度恶化。首先国企的垄断使得高利润行业拒民企与门外。再者，国有商业银行低息从百姓手中获得资金，又极具倾向性地贷给低效率的国企，这使得民企只能求助于高利贷。其次每年12 万亿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4 的GDP。
 
　　如此高的赋税让民企不堪重负！最后，贪污腐败使得民企被雁过拨毛。而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增量改革思维”！既得利益不触动，反而不停的从民企中榨油。政府机构只增不减，国进民退越演越烈。
 
　　当然，我们也要分清楚：当房子着火时，首先需要灭火，然后再考虑房屋结构的改造。房产税只征收新增房屋未必是坏事，但国富民穷、国进民退背后的增量改革思维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了！
 
　　或许，我们真正需要不是限购令，不是房产税，不是4 万亿。而是一位改革家，一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家。
 
　　未来增长依赖于城市化内需
 
　　《民商》：那么2012 年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李慧忠：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有问题，但还是没有真正走入死胡同，中国整个还是一个大坑。从目前来看城市化程度达到49%，未来几年内城市化还会加大，可能达到50% 以上。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未用尽的空间。
 
　　我们最重要应先做什么？真正需要我们转变整个改革的思路。
 
　　大家都上了好多年学，几个朋友一起聊，现在整个知识分子这一块没有骨气，政府出什么政策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使得政府缺乏整个思维和效果模拟，出问题先保利再做别的。
 
　　短期目标而言，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来有效熨平这一波经济下行的风险，以防止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长期目标而言，仍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彻底从“全球化外需增长模式”转变为“城市化内需增长模式”！真正考验管理者水平的是如何做到“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民商》：就当前而言，保障房能够成为取代高铁、商品房维持中国经济速度的重要经济政策吗？
 
　　李慧忠：在今天这个高增长成果由少数人分享、高通胀由全民承担的时代，民怨不断累积，建设保障房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意义是避免百姓心中的那杆秤过度倾斜，更直白的说是稳定。
 
　　中国的房地产改革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福利分房到商品房买卖，即市场化改革，1991 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复了24 个省市的房改总体方案，这标志着中国有了房地产行业；第二个阶段是现在，房价飞涨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均，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为了改善民生、维稳，我们需要有选择的走“新加坡模式”，即大力建设保障房；第三阶段是变革土地制度，发展“欧美模式”，彻底打破土地市场垄断的境况。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选择地走“新加坡模式”呢？因为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完全不同。新加坡是全世界著名的廉政制度，而中国则不同。脱离了廉政制度的保障房建设好似一块唐僧肉掉进了妖怪的口中，所以我们的房地产格局一定是保障房为辅、商品房为主。
 
　　如果保障房分配实现不了公平，那么3600 万套保障房不但解决不了民生，反而可能是民怨的集中爆发点。
 
　　《民商》：2011 年民间借贷异常活跃，也遭遇了资金链断裂危机，典型如温州、鄂尔多斯，您如何看待2011 年的“温跑跑”现象？这是否是中国经济变化的征兆？钱荒与高利贷后又深藏着怎样的经济问题？
 
　　李慧忠：温州跑路问题出现的大背景是楼市调控，而楼市调控的大背景是房价高企、民怨沸腾，民怨沸腾的背后是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增加，而在2012 年十八大换届之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但经济急速下滑十八大也同样开不好，如何在压房价与保增长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经济增长放慢，物价增长也放慢。应该说中国经济在朝着软着陆的方向走。现在需要稍稍考虑的一点是， 紧缩不要紧过头，适度宽松的政策转向应该说非常明智。当然，如果楼市调控在关键时期松动，势必迎来报复性反弹。所以这一轮调控中央的态度空前坚决。其实楼市调控的矛头并非是彻底压垮房地产行业，而是挤掉炒楼的毒瘤，对于那些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带来的真实住房需求应该是鼓励的。所以下一步可通过利率等市场化手段对于首次置业的购房人给予一定的倾斜。
 
　　再回到温州跑路问题，温州跑路问题的表象原因是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并且有一些还渐渐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深层原因是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也就是金融改革的不彻底，金融业垄断而衍生出来的资金价格双轨制等问题。
 
　　《民商》：为防硬着陆危险，经济调控政策需要拿捏火候。那么“微调”之微该如何体现？您的建议是怎样的？
 
　　李慧忠：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宏观经济运行体系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升级。面对楼市的调控、货币的紧缩、物价的打压等一系列问题，关键的问题不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是“度”的拿捏。原本正确的方向，在坚持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形势的逆转便可能发生毁灭性的错误，犹如最后一粒落地的沙粒使得整个沙堆倒塌。
 
　　最近的央行数据显示，10 月份新增外汇占款为-249 亿元，是2007 年12 月份以来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一般而言，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跨境资本流入方式是推动外汇占款增长的主要力量。根据商务部数据，10 月份贸易顺差和FD（I 外商直接投资）合计253.6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10 亿元。这样算来，10 月份约有超1800 亿元的其他资金外流。
 
　　外逃资金的绝对数量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甚至代表了一种趋势。过去30 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速，其核心动力是出口红利、人口红利和楼市红利。工业化创造了供给，而城市化才创造了需求。依托外部市场的强劲需求以及外国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快速完成了工业化。也正是由于工业化所蕴含的巨大的资本利得，也吸引了境外资金流入。但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这种模式的背后是国内资源的不断堆积消耗。当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从“可能”变为“必然”时，资本的选择便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在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下。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有所应对。现在通胀率已经为4.3%，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了。以前CPI 和GDP 的关系，到底是保增长还是保物价，我们选择抗通胀。现在来看保增长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而即将到来的2012 年对于中国而言， 势必也将是一个更加复杂艰难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