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则表示，中国房地产中直接融资不足10%，80%以上资金来自银行，使得房地产的行业风险很容易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牵扯整个社会经济。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唐代诗人杜甫千年的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纠结：在资产化金融化的道路上，它是大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财产；在千年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下，它又是大多数流动中的国人最大的稀缺。正因此，它集万千爱恨于一身，人们爱它，恨它，骂它，却又离开不它。瑞银(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房地产和住房建设主导着中国内地的增长模式。它们是决定大宗商品需求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外部盈余最大的非主流推动力，而且事实上是真正理解家庭资产负债表、储蓄和投资的关键因素。”安德森表示：“从宏观角度看，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房地产，你大概就不会理解中国。如果你在追踪这些大宗商品和行业（比如金属、水泥、铁矿石、煤炭、汽车零部件、建筑设备、发电机械等等），你最好能对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还可以说，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思潮，必须也只需了解中国的房地产思潮足矣，因为这里是市场派、福利派、现实派、乌托邦派、政府强制派等等各种思潮集中展示的舞台。

从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房价高，屈指算来，人们对高房价的抱怨至少已经22年了。22年来，抱怨和打压房价的呼声从未止息，政府的调控之手也几乎从未闲着，但房价却我行我素一路冲天。盖因为房价高、物价高的根本原因，是高税收、低附加值外向型经济、行政垄断和投资型政府推高物价等一系列因素所致，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注定起不到好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10年底2011年初以来，中国实行了史上最严厉的住房限购限贷政策，银行准备金率大为提高。结果事与愿违，按下葫芦浮起瓢。短短半年时间，遭限购的一二线城市房租大涨，而未限购的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我老家的小县城，房价一年涨了30%以上；辽宁丹东，一年涨了100%……

限购限贷、银根紧缩意在房地产，却殃及池鱼，大量中小制造企业资金紧张，被迫借高利贷，引发了史上空前的高利贷和中小企业危机。而高利贷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同样来自银行，以房屋、土地抵押、中小企业经营贷等形式流出。2011年10月10日《北京晨报》消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中国)10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另据10月12日《广州日报》报道，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现在政府不救治，年底将有近四成企业面临停产。很多企业家对未来很悲观，大家都基本没有做实业的信心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给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而不是一会儿收一会儿放，在放的时候，大家都在上规模扩生产，摊子铺大了，需要再进行投入的时候，政府又收紧了。企业资金运转不过来只能关门。”《东方早报》报道，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为近年同比最高。早报记者独家获取的浙江官方关于企业主逃逸的调研报告显示，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浙江已经有多人因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自杀。紧随其后的便是失业潮，中国90%以上的就业依赖民营中小企业。

    而限购限贷并没有限制住民间炒房资本进入房地产。10月11日《新京报》报道，房地产调控之前，传统民间资本投资房地产主要在需求端，即直接购买已开发的房地产物业。随着银根收紧，民间资本转为通过“短期放贷”填补地产商的资金缺口，其投资形式逐步从需求端转向供应端，如投资开发房地产、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过桥贷款等。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中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其中20%被用于房产投资或集资炒房。到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有50家涉足房地产。央行最新报告分析了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其中来自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的资金占10%，其规模超过百亿。但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则表示，中国房地产中直接融资不足10%，80%以上资金来自银行，使得房地产的行业风险很容易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牵扯整个社会经济。

不出所料，调控没能打压房地产投资，只不过改变了投资路径；同时调控助长了高利贷，增加了整个中国金融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风险。

英国作家孟肯说，“对于所有复杂的问题，都有一种简单、明显但却错误的解决方法。”我们以为凭良好的愿望和意志可以超越经济规律，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化作简单粗暴的调控手段。殊不知社会普遍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貌似直观有效的果断办法，事实上不是猛药是毒药，饮鸩止渴。2008年，来一个四万亿，水漫金山，得到大量银行贷款的国企攻城掠地，一批民企死了；2010年底，再来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紧缩，天下大旱，钱太多的国企参与放高利贷，接高利贷的又一批民企死了。

眼看着打压房价的努力20多年不成功，社会上又流行起保障房思潮。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和未来五年内3600万套保障房则是这种思潮的直接体现。可是钱从哪里来？土地从哪里来？土地名义上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但都已“名花有主”有实际的使用权人。征地时，土地使用权拥有者是根据周边最高房价地价进行要价的——这合情合理，而高达14万亿元的地方债，却几乎全部依赖政府储备土地的升值。这种逻辑之下，第一，商品房价上去了就难以降下来——商品房事实上还补贴了市政、保障房甚至工业用地及资金；第二，保障房不可能一枝独秀离开商品房的健康发展而独自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顾实际的保障房大跃进，只会导致两种结果：偷工减料，作假虚报。所谓“商品房要钱，保障房要命”。层层向下压任务的方式，还会导致大量保障房空置浪费。很多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都大量空置，还建那么多保障房何用？

 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保障房的每一分钱、每一寸土，都来自商品房的补贴或者老百姓的税收，过于强调政府的保障房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政府更大的资源分配权，即使不算腐败成本，也势必增加行政成本。这些成本的增加，较之市场分配的高效、及时、公平而言，纳税人的负担势必整体上加重。

谈到保障房，人们都拿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说事。但港新是新移民相对有限的城市政府，而中国今天的城市，面临的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任何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政府都不可能做到港新模样。而即使在香港，保障房也不像人们想像的天堂。战地玫瑰、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2011年9月16日 20:42在她的微博上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香港家庭：“住在用木板隔出来的单间里的一个香港家庭，二平方米，放不下冰箱，只能用胶袋包住未吃的食物。唯一的做饭工具就是电饭煲。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心愿是申请到公屋，比同龄孩子瘦小的孩子能有机会多吃点肉。”

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陷饼，所有的财富都是创造和奉献的副产品。著名记者唐老鸭唐师曾在微博上透露：北大名教授张中行，“85岁才分得一套78平米的三居室，白灰墙水泥地，没做任何时兴的房屋装饰。室内一床一桌一椅一柜，别无他物。屁股下的破藤椅是1932年在北大上学时买的，扶手、椅背磨得油亮，破损之处缠着白塑料绳。桌上床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井然、简洁而有条不紊。”在一次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上，何祚庥院士也亲口说自己76岁才分到房，150平米。天，201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才72.5岁呢！读者诸君可能有人会说，张中行何祚庥他们，年轻时有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是啊，他们当年拿政府人为压低的低工资，住公租房理所应当。今天我们拿着市场化的工资，却仍然哭着喊着闹着要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甚至有产权的保障房，有道理吗？我甚至觉得，50岁以下的人想住保障房都是可耻的，那是不劳而获地想社会上的其他人替他作奉献！再想想我们的父辈，即使是农民，宅基地是自己的，不花钱，人工也是邻里亲戚互相帮忙，再请几个小工，可是在1998年以前，有多少50岁以下的农民能够自己盖得起房，尤其是像今天一样的砖混结构房？

世界经济现象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各种简单直接的诉求，给人类带来的往往不是福利而是灾祸。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越来越多的是探索“复杂世界”的学者。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两人曾经一起供职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因此也造就了这个学派与哈佛大学等强调政府干预的学派不同。虽然这个学派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但总的看法是政府的决策往往难以收到实效，因此需要考虑更多现实中的复杂因素。把经济学原理过度简单化是政府决策的最大障碍。凯恩斯说：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要注意政策的信誉，即政策的连贯性。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