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最主要是民间资本没有出口,以前可以买房子,现在买不了。”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表示。
苏在4、5月份与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调研组奔赴鄂尔多斯及陕北神木、府谷等地调研,发现民间资金除了借贷,就是做PE投资。
一边是大量需求资金的中小企业,一边是庞大的民间资本无处可投
“投资A股?不投。”原本想从股票市场套利的张桥智(佚名)开始慢慢撤离A股,其在杭州成立的一只投资基金,一多半的资金处于闲置状态。
6月20日,上证指数再跌21.57点,当天两市流出资金56.87亿元,为连续第四日资金净流出。自4月中旬以来,A股市场市值损失4万亿元,市场资金一直呈现净流出状态。仅自6月5日后的半个月时间,两市净流出资金149亿元。
与股市资金日渐萎缩相对应,民间的巨量资金正在苦寻投资方向。资料显示,仅温州就有8000亿元左右的民间流动资金散布国内各地。
在山西、鄂尔多斯以及陕北,更是民间资金集聚,游资泛滥。民间借贷利息水涨船高,陕北神木县的民间借贷成本一般月息在3分,鄂尔多斯则可达到3.5分,最高甚至达到5分至6分。
在股市暗淡,炒煤、炒房遭遇政策瓶颈之后,数万亿元民间游资,正步入投资迷途之中。
游资不归路
炒煤、炒房、放高利贷,是游资前几年遵循的炒作路径。
但当炒煤和炒房都被限制后,游资的去向变得没有了方向,炒大蒜、炒苹果,炒红酒,炒文化产品等等,哪里赚钱就往哪里投。
据浙江一位人士介绍,当地的部分资金成本非常高,一般要月息2分,通过担保公司提供的资金的月息高达5分,甚至1毛。
前几年炒房是暴利,获得的利润支付高利贷没有问题。但在最近,暴利行业的消失,高成本的游资流动就变成了一种潜在风险。
此前,温州数家企业主因为无法偿还高利贷而外逃。
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曾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因为其法人代表黄鹤赌博输掉几亿元资金,一夜之间倒闭。江南皮革的债务超过2.5亿元,还直接牵涉到近70家供应商,和一批未浮出水面的担保公司。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无法偿还几百万元高利贷资金,公司老板远遁他乡。
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企业倒闭潮,再次重演。
“那时候也是信贷收紧,高利贷泛滥,企业的融资成本奇高,造成企业不堪负重。”温州工商联秘书长赵文冕说。他预测,2011年下半年部分企业可能顶不住。现在看来,这种压力已经被提前到了上半年。
6月份,浙江官方回应,当前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总体是好的,但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企业融资困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融资成本的大幅提高,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停工停产。
实际上,民间资金并不缺乏,浙江温州,就聚集着8000亿元流动资金,民间借贷资金近1500亿元。由于这些民间资金没有一个很好的投向方向,看到借贷行业能获得暴利,都去做放贷了。
但杭州一位曾从事高利贷业务的张先生表示,高利贷行业风险太大,虽然利润丰收,一旦企业破产,高利贷也将血本无归,造成高利贷链条的断裂。
创新难题
1984年,支边回城的方培林萌生了创建钱庄的设想,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当地钱库镇的干部时,得到意想不到的支持。随后一段时间方培林的筹建方案就获得肯定,“方兴钱庄”挂牌运营。
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还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说起当年的闯劲,和现在的制度框框,方培林有些感概,“现在官员还有这种创新魄力吗?”
周德文告诉记者,2009年其两次将华侨银行的筹建方案上报,均无音信,设想的民间银行筹建计划只能搁置。
尽管“新36条”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金融服务业,但无形的政策“玻璃门”让民间资金“不得其门而入”。上万亿元的资金在国内市场上左冲右突,也让游资成为浙江的一个符号性标志。
如何规范民间游资,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浙江银监局的人士表示,模式一直在探讨当中,小额贷款公司是眼下规范游资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8年,浙江开始试点开办小额贷款公司。
截至去年底,浙江省的小贷公司共134家正式运营,300亿元贷款余额,累计贷款1500多亿元。根据计划,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2011年新增加15家,增资扩股10家。
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称,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出,一是缓解了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对当地民间借贷的高利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有限,200多亿元的资金在上万亿的浙江民间资金中,仅是一个零头。
更多的民间游资依旧徘徊在正规金融的大门之外。“门槛太高,”方培林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的本质应该是为农村服务的,数量应该越多越好。
但现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都是当地的大型民营企业,一般性的资金无法参与。
海宁宏达小贷副董事长金富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集聚民间游资,规范民间的信贷,减少社会风险。
针对目前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几个问题,金富荣介绍,一是对公司性质问题没有明确,省里定了是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央行、银监会没有具体规定。二是市场待遇未与金融企业看齐,包括税收政策等;三是没有放开增加注册资本金;四是小额贷款公司转为银行还没有细则文件。另外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还不严格。
浙江大学金学军教授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目前比较可行的规范民间资金的方式,此外的民间互助形式都应该大力探索推动。
“金融创新,地方政府是很支持的,我们也在考虑,地方资本市场的平台发展是否可以更快。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是否可以更放松,目前的投融资平台太少。”盛益军表示。
目前浙江的金融创新方面包括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大银行-小企业专营机构,以及推进股权投资